东方汇赢几个农民打井，打出一个世界奇迹

1974年的春天，陕西临潼，天干得冒烟。

西杨村的队长杨培彦急得团团转，再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就全完了。村里决定打几口大井抗旱，选址选在了村西南那片满是砂石的柿子园。这地方不长庄稼，但地势高，抽水方便。杨培彦用镢头在地上画了个圈，副队长杨文学觉得位置偏了点，又往西挪了几步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这一挪，正好挪在了一个沉睡两千多年的庞大军阵的东南角上。

3月25日，打井开工。头几天还算顺利，可挖到第四天就不对劲了——土硬得离谱，一镐头下去火星子直冒，震得虎口发麻。再往下，挖出一层红土，硬得像烧窑的盖顶。农民们不懂，这叫“红烧土”，考古上一见这东西，下面八成有葬坑。

但当时谁也没往那儿想。

3月29日，阴历三月初三，庙会的日子。多数社员赶庙会去了，井下只剩杨志发和杨彦信两个人。挖到三米多深的时候，杨志发一镐头下去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刨出个黑窟窿。俩人凑近一看，以为是瓦罐。杨彦信还挺高兴，说小心点挖，别碰坏了，拿回家能放鸡蛋。

结果扒开土一看，是个没头的陶人身子。

接着往下挖，又翻出断腿、残臂、青铜箭头。井上的人七嘴八舌，有人说是砖瓦窑，有人说是神庙。最扎眼的是一个陶人头，发髻高高挽起，二目圆睁，嘴唇紧闭，跟庙里慈祥的菩萨完全两样。有人脱口而出：“这是瓦神爷！”

村里上了年纪的妇女慌了，偷偷到井边烧香磕头，生怕惊扰了神爷，降罪给家里人。倒是有个年轻人脑子活，悄悄捡了一堆铜箭头和弩机，送到废品站卖了十几块钱，把旁人眼红得不行。

幸亏有个叫房树民的公社干部，是管水利的，这天来村里看打井进度。他下到井底，抠出半块砖，擦掉泥土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砖他在县文化馆见过，是秦砖。他爬上井口就说：“别挖了，这底下八成是秦代遗址，我打电话叫文化馆的人来。”

文化馆的人来了，一看也吓一跳。1964年他们在附近收过一件秦代跪坐陶俑，才65厘米高，这回挖出来的，一米七八，跟真人一般大。馆长赵康民带着人把散落的陶片收了三大车，拉回文化馆，一头扎进修复室，一干就是近两个月。

可他没往上报。

赵康民有自己的顾虑。“四清”那会儿，他因为把两尊北周石佛拉回馆里收藏，被当成搞迷信宣传，全县通报批评。“文革”初年破“四旧”，文化馆门口的石狮子差点被砸，他写封条堵门才保住文物，自己也成了造反派的眼中钉。这回他学乖了，跟馆里商量后决定——先不说。

如果不是一个记者的出现，这批陶俑可能还要在地下沉睡更久。

蔺安稳，新华社记者，临潼人，他爱人在县文化馆工作。1974年6月他回乡探亲，听媳妇说起馆里收了几个大陶人，就跑去看了。蔺安稳这个人有底子，原本是新华社送去进修英语、准备外派的，结果“文革”挨整住了“牛棚”，没事就啃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，对秦始皇那点事儿门儿清。他一见那些陶俑就断定：“这是两千多年前秦代的士兵。”

回到北京，他找大学同学王永安商量。王永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，正赶上“批儒评法”运动，一听秦始皇陵出了武士俑，眼睛都亮了——这是研究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啊。俩人合计，直接见报怕通不过，不如先发内参。王永安还在稿子末尾加了几句：“这批武士俑的发现，对于评价秦始皇，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，都有极大的价值。”

这篇内参送上去，姚文元批了“可发”二字。6月30日，李先念副总理作出批示：“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，迅速采取措施，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。”

国家文物局的人打电话到陕西一问，对方居然一无所知。这才慌了神，火速派人飞往西安。